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沉重教训：高校扩招须以学生为本

陈思宇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型，高校扩招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美国高校扩招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对提高美国民众的整体素质功不可没。但在美国高校扩招的教训中，生本思想的缺失和学生利益保障机制的不全，引发了美国诸多的社会问题。以美国高校扩招的教训为鉴，无论高校如何扩展，高校应该让学生获得应有的服务。

关键词:高等教育；扩招；美国；生本

中图文分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09）02－0032－04

Lesson from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Advanced Education: Enrolment Expansion Must be Student-Oriented

Chen Siyu

(SchoolofEducation, Minzu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vanced education from elite education to popular education,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tudent enrolmen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advanced education in theU.S., the enrolment expansion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lesson is, however, the lack of student oriented ideology and unsound student interest security mechanism have aroused many social problems. The enrolment expansion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lects that to whatever degree they intend to exp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no reason to make students unable to get the services they deserve.

Key words:advanced education; student enrolment expansion; theU.S.; student-oriented

发展迅速，最早实现大众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当今，我国也正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扩招。无疑，我们这方面向美国学习是必要的。显然，明智的学习包括两方面，既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又吸取其重大教训。但是，我国对后一方面重视不够。本文试图剖析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展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大学扩招千万不能忽视学生。

南北战争后的19世纪后半叶，赠地院校的诞生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不断得到明显的现代化发展。“任何人可以学习自己想学任何东西的地方”的康奈尔大学理念，让玉米田间的青年也能进入大学殿堂，这实际上是美国高教大众化的真正开始。二战以后，高校在校生数量的增长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据美国高等教育专家王英杰先生的研究，二战后的短短30年左右，美国高校大学生人数翻了几番：1940年为149.42万人，1950年为229.66万人，1955年为267.86万人, 1960年为361万人，1965年为596.74万人，1970年为864.94万，1975年为1129.07万人（当时预测），每五年的增长率大多在35-65%之间。^[1]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高校，尤其是实行入学政策较开放的公立高校的学生扩招方面。不少高校因扩招而成为成为在校生数量逾过3万人的“巨型大学”。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市立大学。1970年时，该校宣布将招录所有高中毕业生，因而成为拥有十六个校园、学生逾二十万名的最大城市大学。^[2]

应当说，高校扩招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民主化的时代趋势，但是美国高校扩招却出现一个意外的后果：学生造反，最后成为广泛的学潮。许多人以为，美国大学生造反是20世纪60年代才有的事。其实，这种事很早就有，只是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19世纪开始增多而已。1823年哈佛大学的学生造反，就使整个学校陷于停顿。当然，美国高校学生造反明显增多并且蔓延全国，几乎成为大规模的暴动，的确是发生在所谓美国高教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出版的《美国教育的演进》记录，1963年，一千多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街头游行，造成大量的财物损失，并立刻引起几十所院校仿效。1964年，在被誉为与哈佛大学并驾齐驱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一代的激进学生领袖向校方和城市当局宣战，警察出面干预时，学生们又维护那些激进分子，几乎成为大规模学生暴动。学潮的新阶段是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当时该校大约三百学生，由一个激进的学生政治团体领导，与校方进行了十二天的冲突：发表对校方的长篇谴责，占领了五幢教学大楼，占据校长办公室，把学校行政当局赶到地窖去，甚至将一位院长扣留了二十六个小时。虽然后来警察恢复了秩序，校长和其他几名高级行政人员则被迫辞职。一年之内，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事件又在其它数十所大学重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暴动事件的首席调查员曾轻蔑地说，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永远不会在哈佛发生，但不到两年，这种事情居然在哈佛发生了，并迫使该校校长“退休”。

对于60年代美国高校学潮，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归因于民权运动的影响和学生对越战的反感等方面。其实，这些方面主要是学潮的外因，高校自身难道就没有责任？笔者认为，扩招的美国高校自身暴露出的诸多弊端，是引发学潮更深层的内因。其中一个高校难辞其咎的重要原因就是，学生被学校严重忽视了。下面将进行具体评介。

一、教师偏心科研，课堂教学被胡弄

长时间里，美国大学生曾受到教授的忽视。1908年，一位记者参观14所高校后发现，师生间缺乏个人接触是规模较大的大学的弱点，这是因为当时就出现了教师对自己个人专业研究感兴趣、憎恨教书、讨厌学生的现象。二战后美国大学受委托进行繁重的科研工作，就更加使教授们主观和客观上难以有效顾及教学任务。高校扩招后，师资队伍的问题进一步严峻，教学简直成了例行公事。特别是在巨型大学里，由于师资短缺等原因，必修课程往往是大型讲课，跟着分为小组，勉强地进行讨论，主持讨论的则是待遇低的研究生。据《美国教育的演进》记录，甚至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广受教育家赞赏的学府，为了教导27000多名学生，校方聘用了700余名助教，他们中很多人毫无教学经验。这种情况使得许多学生认为，教授对自己研究的专注多于对学生的关怀，“我们是被陌生人评分的陌生人”，由于这种蓄意的玩弄，于是他们提出了“永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这个口号。

其实，哈佛大学著名的校长埃利奥特曾指出，现代社会的学院应该倡导“一种共同切磋学问的真正友好关系，不管所学的是什么科目。这种密切的关系意味着少用演讲（即大型讲课—笔者注）方式，多用小班上课方法，使师生之间的接触成为一种交谈，俾使参与者感到亲切，并能起促进作用”。

二、校方忽视物质服务改进，造成学生因贫富而分层

学生的物质服务受到忽视，这的确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的情况。当时一般人的信念似乎是，男孩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起读书，如要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最好把他们圈在既不舒服又不够暖和的宿舍里，赶他们往膳堂去吃坏透的伙食。锻炼得能吃苦之后，他们才能在社会上和各行业里出人头地。当时，高校行政领导人似乎不了解这种情况可能间歇性地产生骚乱和造反。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弗雷格•赫钦斯所述，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哈佛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学生造反的事件，这往往是由于伙食太坏而引起的。

正如研究美国大学生活的学者所说，20世纪初叶前后无充分准备的高校扩招常常导致的物质服务的低劣，不仅难以形成一种鼓励社会地位不同群体愉快和谐共处的环境，校方也难以提供足够的有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穷人、黑人、移民出身的学生成了大学惬意生活的圈外人。尽管后来美国高校忽视物质服务的倾向不断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起初这种倾向所导致的恶果，却影响深远。这种恶果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学生因社会地位差异而分层的现象加剧。昔日，整个大学的师生几乎都是来自非劳动阶级的中上阶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不大。较为开放的赠地院校等现代高校出现后，玉米田间的青年也挤进了大学殿堂。美国小说《我的安东妮娅》（My Antonia）描写到，这些学生“衣袋里只有夏天挣得的工资，不屈不挠地苦读四年，穿得褴褛，吃得不够……”。上述院校物质服务的弊端使学生阶级和文化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这种分歧最显著的例子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消亡的“兄弟会”。学校大力扩展时，在物质方面的设施不够。为此，学生们成立了“兄弟会”，主要是为促进会员友谊及福利而供住宿学生社交的联谊会。每个兄弟会各有一个由希腊字母组成的名称和一套只有会员可以目睹的秘密仪式。新生由会员邀请入会，鼓励所有会员因自己身为会员而感到光荣，并和其它兄弟会对垒。起初，兄弟会只是旨在让学生有比较舒适的住处，以及对从饮食到生活方式的所有事宜有所控制。可是兄弟会耗费不赀，等闲之辈往往不得加入。因此清贫学生便被拒于新希望之外，得不到较舒适的物质享受和自由，也踏不进社交圈子。诚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兄弟会运动重视“好的友谊、好的仪表、好的服饰、好的家庭和好的收入”。对愈来愈多的学生而言，兄弟会制度成了教育的替身和先在院校后在社会上成功的算什么。它在学生之间划分了新的身分，于是兄弟会会员和非会员——亦即“希腊人”与“野蛮人”——越来越认为彼此之间是属于不同的世界。兄弟会制度所造成的分裂并非完全基于财富。每个兄弟会对于准许谁或不准许谁入会，都有自由决定之权，种族、宗教以及社会地位的成见对如何取舍的方针很有影响。兄弟会盛行的时候，校园里的社交障碍非常难以克服。1867年，一位后来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内阁成员的人，如此描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的情形：“我有很多吃亏的地方，相当穷，穿得不如大多数同班同学好，没有社会地位，又是犹太人。由于我是犹太人，我甚至于不能参加文学社……我往往心情沉重地回家，因为我受到同班一些同学的蔑视，只好满腔愤懑，干脆不参加他们的社交聚会”。

三、校园如大工厂，缺乏人情味，学生的精神需要受到漠视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特别是60年代以后，社会上的大众文化本来就使学生觉得寂寞。扩招使得美国许多高校迅速成为巨型大学，这种校园里难以建立先前大学生中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要命的是，这些巨型大学中师生间本来就缺乏个人接触，可是，为了追求大工厂式的效益，校方不仅没能及时改善传统权威式的管理体制，而且简单地实行更机械的科层管理体制。学生们常常感到大学变得太冷漠，太缺乏人情味了，更难进行个人沟通。学潮发生以后，许多美国高校开始逐渐重视学生的精神需求，纷纷吸收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如耶鲁大学不久便赋予学生以权利，参与决定哪些教师可获得长期任用。伯克利学生会主席虽然代表温和派学生的意见，但在危机发生时他显然很满意地说：“全国各大学学生会领袖都报告说，各校校长从没有象伯克利危机发生以来那样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

四、处理学生抗议时，方式粗暴

另外，学生出现抗议活动时校方不明智的处理办法，则是火上加油，甚至使抗议演变为暴乱。如19世纪哈佛大学校长为学生服装不统一的“头痛”问题而叫警察来对付学生时，观察家们就埋怨说，警察对付学生往往犯错误，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蛮横粗暴，并且不讲究方式。1823年，哈佛大学开除一个四年级学生时，遭到学生们抗议，于是七十个四年级学生中竟有四十三个被开除，结果爆发了“大造反”学潮，整个学校陷于停顿。1970年春，肯特州立大学一次抗议美军攻入柬埔寨行动的示威中，部队射杀了四名学生，这导致全美学生掀起罢课大学潮，有300所大学停课。学校把学生当作顽童对待，他们就做出顽童的行径，甚至把学校当局视为敌人。

综上所述，学生在许多方面被学校忽视，的确是美国高等教育黄金时代发生学潮不可忽视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对校方长篇谴责的开篇就是因为学校“忽视学生”。他们说，大学只是视他们为电脑里贮存的号码，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已成为“被遗忘的人”。在一定意义上，越战等社会原因只是早已充满压抑与怨气的美国大学生的造反导火线而已。

进一步看，美国高等教育体现了欧美现代高校在学生指导方面的显著特点：学业问题的指导主要由助教负责，心理和职业等方面指导有心理咨询专业人员进行。由此导致的弊端是师生关系不密切，学校管理的科层制色彩浓厚，过分崇尚技术服务—心理咨询，忽视人际相互关怀。

总之，美国高校学潮给我们的启示是，高校扩招千万别忽视学生。大学生不仅是顾客，而且是特殊的顾客。无论高校如何扩展，高校都应该让学生获得应有的服务。如果学生发现他们并不是高校实施诸多教育举措的真正受惠者，而只是学校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工具，他们便不会热爱自己的学校。美国高校学潮的沉痛教训还提醒我们，在社会动荡时期，更要重视对大学生的良好引导和关心，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万一发生学生抗议活动，管理者要冷静处理，不能简单粗暴地与学生冲突，以避免事态扩大。

参考文献：

[1]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J].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弗雷德.赫钦纳等著.美国教育的演进[M].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

【责任编辑：贺星岳】